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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明:是否有一种关于文明的叙事? 
来源:《文艺争鸣》 | 陈晓明  2021年09月15日16:45
关键词:文明叙事

现代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在世界文学的影响下展开中国的现代白话文学革命,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转型,其主导的文学观念,例如,启蒙理念,文学教化社会、启迪民众的功用,这些都是在面对西方挑战时做出的应战。1949年以后,中国文学驱除了欧美文学的影响,接受苏俄文学的引导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尽管这些外在影响都可以看成中国的现代性在面对西方的挑战做出的应战,但是,纵观现代以来的百年中国文学,始终有其自身的内在性,有其自身的使命、任务和目标,因而有其书写社会、历史、现实的独异方式。尽管我们需要反复强调,这些独异方式与世界文学或苏俄文学密不可分,但依然要看到一种总体上的、根本性意义上的或者说内在意义上的不同之处。这会让我们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百年中国文学是否有其独特的道路?毫无疑问,这样提问很容易回答,理所当然有其独特道路。但是,我们需要提问的是更加本质的问题,就是在总体上是否有其独特性?其独特性如何概括并且具有整全性。尽管,总体性和整全性这样的提问在后现代时代,在解构主义的理念中十分容易被损毁,但在这里,我们还是要做出一种尝试,就是有一种十分强大的总体性和整全性,它并不容易被解构。换个传统老套一点的说法,我们建构起来的逻辑必须足够强大坚实,揭示出百年中国文学确有其不容置疑的独特道路。

显然,我们身处后现代主义观念盛行的时代,我们的提问和立论却还是采取了十分武断的黑格尔的方式。我们的问题是:百年中国文学是否是一种关于文明的叙事?而与此相对,西方文学当然不是关于文明的叙事,那是什么?如果我们回答或者假设:西方文学是关于文化的叙事——这站得住脚吗?文明与文化如何区别?它们之间的区别是那么深刻和截然吗?我们探究百年中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讲述中国故事,何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是有一条中国文学的道路——尽管它绝不是与西方文学对立或截然不同,但还是有中国文学的本己特性,有它安身立命之所在,那么,探讨这一问题就至关重要。

一、关于文明与文化的概念及区分

确实,要建立我们的叙事逻辑,其前提是追溯文明与文化概念的区别。很显然,如此宏大叙事的比较,属于20世纪80年代比较文化学的范畴,也是现代中国早期先贤哲人热衷的话题。钱穆、张君劢等对此都有精彩至极的论述,这是老话题。但他们都未曾论述过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也未在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上立论。要给文明下一个准确的定义且要在文明与文化之间做出区别,显然是一个学术难题。在大多数情形下,尤其是在一般性论述中,文明与文化经常通用。我们既然要做一个比较文学的立论,就不可避免要咬文嚼字。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解释:文化culture:1.(a)文化是对于文艺等的深刻了解和鉴赏;(b)文学、艺术等的总称;2.文化是一个社会智力发展的状况;3.文化是智力表现的形式,如体现于文艺方面;4.文化是某群体或民族的风俗、人文现象、社会惯例等;5.锻炼、训练,修养;6.栽培、培育。牛津高阶词典没有做词源学的解释,从词源来说,其最原初的意思是栽培、培育。显然,栽培表明人类从采摘的生产方式进化到栽培种植的生产方式,从而有了“文化”。如果注意到cult这一词根与宗教的膜拜及其仪式有关,或许可以更深地体会到“文化”与人类精神心灵相关。同样,据《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第四版)解释:文明civilization:1.开化,教化;2.(a)指文明的高级阶段;(b)指一个民族、国家或时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3.文明的环境,文明社会。1《现代汉语词典》,文化:1.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如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2.考古学用语,指同一个历史时期的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迹、遗物的综合体。同样的工具、用具,同样的制造技术等,是同一种文化的特征,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3.指运用文字的能力及一般知识。《现代汉语词典》关于文明的解释:1.文化:物质文化。2.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和具有较高文化的,如文明国家。3.旧时指有西方现代色彩的风俗、习惯、事物,如文明结婚、文明棍等。《现代汉语词典》把文明与文化通用,关于“文明”的独立的意思是指具有较高文化的人类阶段。

就《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来看,文明与文化也有重合的用法,文明的含义更广,文明是人类有能力创造和运用文化阶段,即脱离了原始野蛮的状态。过去文明是与野蛮相对来使用的,因为反对白人中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不再强调文明的这一面,人类学的兴起,也承认原始部落具有文化。但是,文明显然是一个更大的概念,在大多数情形下,文明包括了文化,是指某一群人类共同体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

中国传统古籍中,关于“文化”“文明”的记载早已有之,而且将二者交织在一起解释。《易经·贲卦》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经·乾卦》:“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经·大有》之“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尚书·舜典》之“睿哲文明,温恭永塞”等,这里的文明一词,与文化相辅相成,都指向开蒙、开化、文治、教化的意蕴。中国古代,将 “文”与“化”二字联为一词,最早见诸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 “文化内辑,武功外悠”(《文选·补之诗》)。这里的“文化”是以人文教化,去除自然蒙昧野蛮的状态。在后世,“文化”的含义就比较明确,即“以文教化”,它关乎人的性情、品德的教养陶冶。这里无法对文明与文化做过于详尽的辨析,此亦非本文的主要任务。笔者只是试图指出两者的区别的可能性。笔者倾向于认为,在近代以来,文明的概念要比文化大,文化构成文明的核心部分;既然如此,文明更倾向于包括人类的某一群体、民族、国家创造的物质成就和精神成果;文化则更倾向于包含精神成果,如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

在本文试图使用“文明”这一概念与“文化”作中西比较时,绕不过去的两个人物可能可以提供更加便利的论述结构。这就是德国的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和英国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为便于论述,或许我们可以把斯宾格勒视为德国学派的代表,把汤因比看成英国学派的代表。在一般意义上,这是可行的。斯宾格勒把文化与文明区别开来,文化是一个人类某个群体或民族的精神实质;它是一成不变的,从远古直至终结或死去。文明则是人类创造的外在物质成就,它可以演进,不断发展变化。或许可以说,文化是内在心灵,文明是外显的各种形态。汤因比则把迄今为止(直至他写作《历史研究》的年代)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文明,他以文明为单位来研究人类的历史。汤因比把这21个文明视为同代的文明,尽管他认为现存的文明社会实际上只有五个,即西方基督教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朗社会、阿拉伯社会与叙利亚社会、中国社会。在研究文明起源时,他选择了21个文明。汤因比指出:

在我们审视诸文明社会当中,我们已发现没有一个超过三代传承的例子,这一事实表明,这个品种按照它自己的时间标准来衡量,还是很年轻的。此外,迄今为止,它的绝对年龄同它的姐妹品种——原始社会相比则是非常短暂的,因为原始社会与人类本身同代,因而即便取平均估计,它存在的时间也有三十万年之久。人们常说有些文明上溯到“历史的黎明”时期,这是因为我们所说的历史是“文明社会”的人类史,但如果我们所说的历史是指地球上的人类各个时期史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产生文明的时期远不能与人类的历史相提并论,仅仅是整个人类史的百分之二,人类生存时间的五十分之一。由此可见,我们的文明对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言,可以有把握说是彼此同时代的。

汤因比虽然没有对文明下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可以看出,他把文明看成一个人类群体生存发展的所有成果,与社会的概念相当。文明既是各自独立的,又是可以比较的,并且可以把6000年的不同的人类文明史可以视为具有同时代性。汤因比这些观点构成了我们进一步论述的历史哲学依据。

如果说汤因比研究的是文明,他把文明视为某一种人类社会的成果总和,那么斯宾格勒在探究西方文化的宿命时,他把文化看成人类心灵的表征。文化是和看得见的历史、和生活、和心灵(soul)、和自然、和才智构成的密切关系。因此,他把民族、语言和时代、战争和观点、国家和神祇、艺术和工艺品、科学、法律、经济类型和世界观、伟大人物和伟大的事件,都当作文化的象征来理解。在斯宾格勒看来:“我们感觉世界历史,经验世界历史,相信世界历史能像地图一样去阅读。但是,直到今天,我们知道的只是它的各种形式,而不是它的形式本身,那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生活的镜影。”斯宾格勒把文化看成某一群人类(某一民族或种族)的精神心灵,文化是活生生的生命体,它有如植物一样有着不同的根系,各自独立生长,有着生长、旺盛、衰败的直至终结的历程。斯宾格勒在《导言》里写道:

我看到的是一群伟大文化组成的戏剧,其中每一种文化都以原始的力量从它的土生土壤中勃兴起来,都在它的整个生活期中坚实地和那土生土壤联系着;每一种文化都把自己的景象印在它的材料、即它的人类身上;每一种文化各有自己的观念,自己的情欲,自己的生活、愿望和感情,自己的死亡。这里是丰富多彩,闪耀着光辉,充盈着运动的,但理智的眼睛至今尚未发现过它们。在这里,文化、民族、语言、真理、神祇、风光等等,有如橡树与石松、花朵、枝条与树叶,从盛开又到衰老,——但是没有衰老的“人类”。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自我表现的新的可能,从发生到成熟,再到衰落,永不复返。

看来要给“文明”下一个准确的能达成共识的定义相当困难。享廷顿在其影响卓著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里,大体上概括了几种关于文明的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他写道:

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对于布罗代尔来说,文明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领域’、是‘文化特征和现象的一个集合’。沃勒斯坦把文明定义为‘世界观、习俗、结构和文化(物质文化和高层文化)的特殊连结。它形成了某种历史总和,并与这一现象的其他变种(即使不总是同时)共存’。根据道森的看法,文明‘是一个特定民族发挥其文化创造力的一个特定的原始过程’的产物,而对于德克海姆和毛斯来说,它是‘一种包围着一定数量的民族的道德环境,每一个民族文化都只是整体的一个特殊形式’。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是‘文化不可避免的命运……是一种发达的人类能够达到的一些最外部的和人为的状态……是一个从形成到成熟的结局’。文化实际上是所有文明定义的共同主题。”

很显然,文明的定义很难穷尽,很难给予准确的界定,它和文化经常混用。但我们还是可以大体上把文明看成比文化更大的人类社会的总体构成单位,它可以是精神性的轮廓,也可以由非常具体的器物来体现;它可以由国家政体来代表,也可以由人民的各种行为、活动、节庆来表征。在当今时代,对文明做明确的界定显得更加困难,这也是享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引发争议的缘由之一。显然,享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最近十多年来的中国影响重大,时隐时显,此起彼伏,他提出的问题确实是我们认识冷战后的世界现实最重要的理论参照。贺桂梅曾经从较大视野概括和分析了中国当下对“文明论”的多种讨论,提出相当有深度的思考。贺桂梅的重点是分析和阐释甘阳的“通三统”和汪晖关于“文明-国家”的论述。当然,该文还涉猎了更多的西方历史学家关于文明的论述。该文最后总结道:“在如何使用‘文明’与‘文化’这两个基本范畴的方式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种普遍主义的现代化意识形态,其中‘中国’与‘西方’、‘古’与‘今’、‘传统’与‘现代’是一种不言自明的同构关系。这也意味着有关‘文明’的理解始终是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的二元对立框架内展开的。21世纪中国知识界的‘文明论’,在将‘中国’视为一个‘文明体’时,已经提出了一种区别于这一二元框架的不同理解,包含了在多个文明的世界图景中理解中国这一特殊文明的复数文明观。但由于对‘文明’这一核心范畴的界定和阐释不清,文明论述中‘国家’‘文明体’‘世界’这三者的关系往往是含糊的。”贺桂梅最后提出建设性的观点,即需要引入并明确复数的“文明”论,以此为前提重新思考中国,形成一种重要的批判性思路。可能是鉴于篇幅有限,作者未进一步展开论述这一批判性思路,而这一点应该是最有价值的思想。总之,不管是国际学界,还是中国思想界,近十多年来关于“文明论”又有诸多新的论述,主要是关于解释中国崛起的现实论述与历史传统结合起来考察而形成的宏大叙事。

显然,思想界关于文明论说的语境并未影响中国当代文学,20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关于“文化寻根”的探索或许受到过思想界关于文化反思(反传统)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与思想界渐行渐远,因为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语境,现代主义迅速瓦解,现实主义回归成为必然选择。而中国的现实主义与中国的民族风格、民族气派和传统资源天然贯通,它使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叙事文学唤醒民族的久远记忆,使它一步步形成与千年传统勾连在一起的文学表现方式——我们把这一表现方式概括为一种关于文明的叙事。

在大体上定义文明的内涵,并且简要辨析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做这样的假设:西方文学是关于文化的叙事,中国文学是关于文明的叙事。这一假设并非绝对的,之所以依然说是一种假设,这只是我们设定一种可比较二元关系,来凸显各自的某方面的特点。但这不是绝对性的和本质化的。中国文学的史传传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文史不分家的特点,直至现代以来文学叙事的编年史特征。现代文学革命也曾试图以浪漫主义起家,但最终让位于现实主义,这并非只是历史应急之需,而是根子里中国文学要包罗社会历史之广博丰富。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有一批作品着重书写中国历史,尤其是20世纪的中国现代史,它关乎传统中国文明向现代转型及其后果。至于西方文学关乎文化的书写,我们可能要从近代开始观察。显然,西方史诗时代我们无法论及,西方进入现代的文学,也就是进入浪漫主义时代确立的文学准则直至现今的文学,我们可以笼统地将其看成关于文化的书写。这就是关于人的精神心灵与信念的书写,根子里则是宗教原则在起作用。

二、文学的绝对性与浪漫主义的神启之根

拉库—拉巴尔特和让—吕克·南希合编了一本书——《文学的绝对》,何以书名要如此命名?他们试图抓住德国浪漫派的特质。何以见得德国浪漫派就是寻求“文学的绝对”?在前言里,他们写道:“浪漫派既不是‘文学’(他们发明创造了这个概念),也不单单是一种(古今)‘文学理论’,而是作为文学的那种理论本身,换句话说,文学在自我生产的同时还生产了自身的理论。”“文学的绝对就是,也许首先就是文学运作的这种绝对。”或许进一步解释,就是他们追求艺术、科学和诗的根本结合。在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看来,“但丁的预言诗是超验诗唯一的体系,永远是超验诗最高的体系。莎士比亚作品的总汇性如同浪漫艺术的核心。歌德的纯粹诗意的诗,是诗里最完善的诗。这就是现代诗伟大的